- 日前，阿克塞爾·施普林格出版社執行長馬蒂亞斯·德普夫納（以下簡稱記者）對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專訪，基辛格在訪談中表示，美國應該樂於接受與中國共存的政策。
1大流行後的世界政治
問：您看起來狀態很好，也很健康。那麼，儘管有大流行病，您的生活還是很愉快的對嗎？
基辛格: 我不敢說有多享受，但我度過了那段時光。
問：到目前為止，您的大流行經歷如何? 在過去的14個月裡，您的生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基辛格：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之前我認為，在社交場合或辦公室里見人是理所當然的。所以我懷念人與人從前那種輕鬆的接觸。但現在不一樣了，我已經失去了與世界一系列的變焦鏡頭，人際關係的直接性已經消失。
問: 您現在在鄉下的家裡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嗎？
基辛格: 是的，我們已經一年多沒有請人吃飯了。
問: 一旦疫情得到控制，人們接種疫苗，你認為人類會增加互動嗎？或者你認為，從長遠來看，疫情將改變社會互動，人們的旅行，見面，私人談話將變得更少？
基辛格: 線上會議將取代線下。自從接種了疫苗，我現在可以更自由地過上幾乎正常的生活了。我和妻子打算花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去看望原來的朋友。我已經和紐約的老朋友吃過飯了。大約有一個月的準備時間。這樣的事情將會變得更加具有自發性。
問: 從長遠來看，大流行病的經歷將在國際政治環境中發生什麼變化？
基辛格: 在美國，大多數人都有他們從未經歷過的健康和安全問題。他們一直忙於維持一種過去認為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與此同時，還有一些團體系統地敦促一種新的政府和國家哲學的生成。雖然他們不是多數人，甚至不接近多數人，但他們繼續堅持著自己的信念——關注日常生活或短期的政治問題。
問：疫情形勢下，政治家們不得不做出艱難的決定。甚至可以說，為了挽救生命不得不採取威權措施。您認為西方國家會變得更有威權色彩嗎？
亨利·基辛格：這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疫苗接種情況，美國和歐洲之間已經出現很大差距。在美國，新冠肺炎每日新增死亡病例在不斷減少，年輕人都在接種疫苗，企業和餐館開始復工復業。歐洲相當大一部分地區依然封鎖，充滿恐懼。歐洲的疫苗接種開始加快，但仍然比美國要晚幾個月。當然，英國是個例外。因此，關於政治穩定問題，如果疫苗接種成功地降低了新冠發病率，人們大多會把此次疫情看作一個被攻克的衛生難題。如果感染率長期居高不下，在大西洋兩岸我們就會看到對領導人和政府機構的信任危機；相比之下，抗疫緊急措施持續下去的危險要小一些。
2美歐新型關係尚未建立
問：說到歐洲，說得委婉一點，歐盟在防疫方面的舉措並不是很成功。情況甚至是相當的糟糕，落後於美國，英國，甚至像以色列和智利這樣的小國。在這場危機中，歐洲似乎扮演著一個功能失調的角色。有趣的是，比起川普，拜登政府對歐洲人前往美國的限制更為嚴格。您認為這會對當前美歐重建大西洋兩岸戰略關係的機遇產生什麼影響？
答：在美國，這段時間裡國族歸屬感增強。在上屆政府的鼓勵下，它已經在形成發展。但它主要是對外國人的漠不關心，不是對外國人的強烈敵視。相比之下，在二戰結束後不久的那段時間以及之後的大約30年裡，美國和歐洲在根本上密不可分的想法十分普遍，受過良好教育的階層無疑都有這種想法。現如今，這種想法遠遠沒那麼流行了。大家不再看美國報紙上關於歐洲國家選舉的報導，當然，電視也不報導它們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發生了某種心理上的分道揚鑣。
問：您曾經說過，假如歐洲和美國不重新建立緊密的大西洋兩岸關係，歐洲最終將成為亞洲的附庸。您覺得眼下確有這種危險嗎？
答：美國方面也許會不由自主地——當然，是在疫情剛剛結束的時期——認定，鑑於我們在疫情後期表現得相當好，我們可以採取比較閉關自守的方式。現政府一直在聲明美國和歐洲重新建立聯繫的重要性，對此我很贊同。這一做法很重要，但我覺得我們還沒有找到大西洋兩岸新型關係的切入口。這種聯繫的性質往往被定義為美國回歸領導地位，但實際情況或許是，歐洲尋求的是協作性自主，不是指導。
問：歐盟對重建跨大西洋軸心抱有天真的期望嗎？
基辛格: 目前，我們從政府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種態度的表達，而不是一個詳細的政策。人們普遍希望再次聯合起來，而且還有一個模糊的概念，即如果我們在對話中連接起來，那麼某種程度的操作凝聚力就會自動出現。但是，歐洲和美國之間的分歧不僅僅出現在川普政府。在此之前就已經在增長了，而且是在雙邊性的。
在戰後不久，美歐有一個共同的主線，也有一個共同的任務——重建歐洲和重新定義美國對歐外交政策的態度。這些都是重要的國家間的努力。但事實證明，雙方很難制定出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即使他們之間沒有敵意，但歐洲也不願意隨意定義這種有機關係。現在，這個問題將再次出現。歐盟的認同感沒有形成局部性的威脅。因此，在界定全球角色時，可以預見，歐盟可能會傾向於追求一種與美國不同的政策。
問：後果是什麼？
基辛格: 從短期來看，對雙方都有一些好處。但從長遠來看，令人擔心的是，此舉將使歐洲淪為歐亞大陸的附屬物。通過這一點，歐洲將專注於亞洲和近東國家之間的競爭所導致的緊張局勢。可能會因為這些努力而精疲力竭。與此同時，如果這種情況發生，美國可能將戰略性地成為太平洋和大西洋交匯處的一個大島嶼。然後，它將執行島嶼國家對大陸國家典典型外交政策，即利用弱者對付強者，這意味著雙方將更多地注重分裂，而不是建設世界。即使歐洲和美國之間的這種分離是非常友好的，但美歐也不應該在如何界定共同目標的鬥爭中耗盡彼此的精力。我們不必在每一個地方問題上就每一項經濟政策達成一致，但我們應該在大西洋地區的歷史和戰略的發展方向上有一個共同的概念。
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歐盟還沒有成功地創造出一種政治認同感和政治意識。很多決定是根據具體情況以行政的方式和平衡政治偏好而作出的。所以，至少從我的角度來看，沒有一個願景可以被描述為一個具體的或獨特的歐洲願景。
問：歐洲的願景會是什麼？
基辛格: 幾百年來，許多關於自由和民主的偉大思想都起源於歐洲。在當時的哲學層面上，歐洲大體上是統一的。現在看來，歐盟更有能力專注於經濟和技術問題，而不是歷史問題。但是，如果歐洲要以某種統一的意義參與國際事務，它就需要具有發展能力，提出同時具體適用於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理念。我對歐美關係的願景和夢想一直是，我們將設法建立一種獨特的概念關係，在這種關係中，戰術分歧可以存在——而且應該存在——但它們不會成為大西洋兩岸政策的錨點。
問: 歐洲將如何與美國打交道？我很好奇，想知道您如何看待現任拜登政府在國內和外交政策方面的觀念轉變？
基辛格: 政府內部推動外交政策的團體正在努力恢復他們所認同的歐美關係的傳統模式，這種模式建立在持續的磋商之上，並且正在形成某種共識。這些變化更多地強調國家利益，而不是美國對外交政策的概念性思考。上屆美國政府強調了分歧，因為他們堅信，如果不強調國家利益，美國人就不可能被動員起來。這種思維方式的困境在於，在當今世界，國家利益需要全球基礎。國家利益不再局限於自己國家及周邊地區。這是美國在奉行拜登式政策時必須考慮的一項。
在當今時代，人們對美國的歷史價值產生了系統性的質疑。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社會從一開始就是不道德的。這種觀點的支持者認為，美國內部的挑戰源於美國社會和歷史的結構性問題。他們認為，美國的機構——參議院、最高法院，甚至憲法本身——必須從頭開始重建。這是一種革命性的心態，目前正在非常系統和非常有效地得以加持。這種觀點在學術界和媒體界受到強烈支持，而且可能占據主導地位。因此，它正變得極具影響力。
3美國應樂於接受與中國共存
問：拜登上任前幾天，歐盟與中國簽署了一項投資和貿易保護協議。華盛頓方面想必視之為挑釁。對美歐關係與美中關係的前景而言，這說明了什麼？
答：美國政府想方設法將這一關係保持在傳統上得到認可的限度內。但拜登現在面臨的形勢是，輿論已經認定中國不僅是一個快速增長的國家（這是實情），而且是與生俱來的敵人。
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一個大國，在不同的歷史時代都是。因此，中國的復甦不應令人驚訝，其後果是美國有史以來頭一回面對一個在經濟上可能會與自己勢均力敵、並且自古以來善於處理國際事務的國家。當年的蘇聯人可不是這樣。因此，就當前危機而言，它簡直讓人想起冷戰時期的那些問題。
問：想起冷戰？
答：是的。我們要應對的重大問題不僅僅是制止中國崛起，而且要明白，如果實現了那個目標——那是必須的，我們仍需要與這樣一個地域遼闊的國家共存。
關於假設對方取得全球支配地位的問題，我來說幾句。
中國人對歷史的看法與俄羅斯人對歷史的看法有很大不同。俄羅斯領導人自古以來沒有安全感，因為他們歷史上一直在抵禦來自各方的潛在敵人。因此，自從強大起來，他們就把影響力等同於看得見的主宰。中國的看法則更為複雜，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必須整理出不同的思想流派。儒家觀點認為，如果中國最大限度地發揮其能力，它就能威儀天下，贏得世界其他國家的尊敬，使世界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國人的喜好。在帝國時期，中國按照外國在文化上與自己的接近程度對其分級，有一個部門負責給這些國家分級並執行外交政策。我們必須做好反對的準備，但與此同時，我們應該樂於接受共存政策。
問：真正可靠的美歐聯盟對美國至關重要，您認為在中國問題上的戰略分歧會對大西洋兩岸關係構成切實威脅嗎？
答：假如歐洲想趁美中分歧之機撈取好處，那將使對抗變得更加尖銳、危機變得更加難以承受。我不主張對華展開討伐，我主張形成一個共同的戰略認識，這樣局勢就不會因為不斷謀取好處而進一步惡化。
4雙方競爭不可避免？
問：您說人工智慧（AI）技術能對我們的文化產生重大影響。戰略上的新工具和新的戰爭形式不是武器，而基本上是數據。在這方面，中國有很大優勢，中國在AI競賽中勝出的可能性不小。您是否擔心最終出現一個由中國人主導的單方面的AI治理方式？
答：我對AI並不很了解。美國有必要在AI方面保持高水平的表現。但有兩個層次：占據優勢的AI會意味著你可以碾壓一切按照市場原則運作的競爭對手。但要說對方必定會在AI領域勝過我們，那就錯了。在AI領域，我們擁有很多創造力資產。但我們必須從整體上理解AI。在你所設想的世界裡，AI強國之間將不可避免地展開競爭。「高科技大國」是一個更好的說法。高科技的傾向是走向壟斷，這一點需要克服。
因此，就得說說碾壓對手的傾向。現在，共存取決於雙方都在堅持自身價值觀和目標的同時並不謀求打垮對手，雙方都要把共存置於追求主宰地位之上。這需要高科技國家的領導人之間達成諒解。我們必須吸取歷史經驗教訓。歐洲人尤其知道那些既不能打贏又無法結束的戰爭會帶來什麼後果。
問：但您認為和平共處能實現嗎？
答：我知道我們有責任去嘗試。人們對高科技著迷，不斷地更上一層樓。考慮到我們對這個領域的傾向和在這個領域表現出的能力，我相信我們應該能夠保持競爭力。
問：我贊同，在可預見的將來，這種雙重競爭將始終存在。
答：在中國與西方的競爭中，一個關鍵目標必須是防止它成為一場全面的AI衝突。這就是說，雖然雙方在理論上都有獲勝的能力，但誰都別運用這一能力，他們應該按照某種諒解限制這一能力。
5對德國的重視
問：歐洲，特別是德國在這方面扮演了一個毫不相干的角色。一個世紀以前，德國需要太多的世界領導力，那麼今天呢？
基辛格: 當然，在20世紀30年代，德國想要的太多了——它想要世界的主導地位。戰爭結束後，德國依靠大西洋聯盟重建了自己，我有幸參與在這一努力的邊緣。自從二戰以來，德國已經經歷了幾次確定新身份的過程。首先是建立聯邦德國，然後是統一的德國，然後是歐洲的德國，最後是全球化的德國，歷史上幾乎沒有這個角色的先例。德國擁有著豐富的資源和深厚的歷史，這成為未來其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這決定了她如何看待自己的全球角色。
問: 如果你回顧你的童年，是否有一次閱讀經歷改變了你的人生？有沒有一本書對你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有著特別強烈的影響？
基辛格: 在我的童年時代，我們家的當務之急是如何生存，如何在未來達到一個正常的境地。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在我的一生中是如此重要的元素。後來，當我來到美國的時候，《西方的衰落》這本書對我的思想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不是因為預測衰落，而是因為她把每個文明看作是一個整體，而不是單獨的個體行動。因為他的分析，建築，科學，以及文化的其他方面都有具有一個基本的主題。
問：您認為過去100年裡對世界產生最積極影響的歐洲政治家是誰？
基辛格：溫斯頓·邱吉爾，他拯救了歐洲。
問：你是一個德國人，因為猶太問題而不得不離開自己的祖國。你在美國開始了你的職業生涯，成為了一個具有重大影響的國際政治人物。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你們一直保持著對德國的特殊興趣，以及強調美德關係的重要性。不僅如此，你還對德國保持著深厚的感情。你能解釋一下為什麼會這樣嗎？
基辛格: 我不知道之前我是否正式談過這個問題。儘管失去了親人和朋友，但我的父親仍然懷念德國。1965年，我在菲爾特獲得了一個嘉獎，我的父親也到場了。令我驚訝的是，他主動用德語發表了一篇講話，強調他所記得的，有關於德國的積極的事情。
問：最後，問一個令人愉快的話題。在過去的近100年裡，有一個不變的事實，那就是您最喜歡的足球俱樂部是 Greuther Fürth。現在，距您98歲生日還有幾天時間，在最後一場比賽的那天，其有可能升入德甲。這是否會成為你最喜歡的生日禮物？
基辛格: 一份偉大的生日禮物。我已經有80多年沒有住在菲爾特了。但是我很關注 Greuther Fürth，我已經做了一個初步的計劃，如果 Fürth 能夠進入德甲——這看起來不太可能，但是他們也不是沒有機會——我會去菲爾特祭拜我的祖父，如果疫情允許的話，我會去看一場比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