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东方的一声炮响，打破了中美关系的沉寂局面。

这不是迎宾的礼炮。三年后尼克松在北京机场走下飞机时，也没有听到迎宾的礼炮，甚至没有看到常规的红地毯。

炮声来自东经134°附近的乌苏里江。这条中苏之间的界河上有个小岛，名叫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历来是中国领土。但是，苏联军队这几年却多次入侵挑衅。

1969年3月，中国决定对入侵苏军展开了自卫反击作战。

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回忆：这次自卫反击战经过中央批准，早有准备，3月15日的战斗是在北京直接指挥的。当时正准备召开“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陈锡联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决心。

3月2日我军打退了苏军的一次挑衅，3月15日，苏军又来了。在一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岛上，苏军来了几十辆车，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

陈锡联回忆：我请示总理：现在是开炮的时候了，得到总理的同意，我就让开炮。打了半个小时，珍宝岛变成了一片火海，把他们的车辆都打了。

珍宝岛反击战完胜。

一场边境线上的小小战斗，由北京直接指挥，因为其意义是战略性的。

珍宝岛的炮声，传到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国。

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指示，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4位元帅“研究一下国际问题”。

4位元帅先后提出两份研究报告，认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事实确实如此。

中苏珍宝岛冲突后，当时急于对付苏联的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一个抑制苏联的极好机会。

美国政府开始对华做出一系列积极姿态。

其实，在珍宝岛事件之前，毛泽东已经在注意美国动向。

1967年10月号美国《外交季刊》第四期上，尼克松发表了题为《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的文章，提出与中国对话的设想。

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周恩来后来说：“当时我们都未读过，只有毛主席注意到了，他告诉了我们，我们才读了。”

毛泽东还阅读了尼克松的回忆录《六次危机》。

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在196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又一次就改善中美关系发出信号。他在就职演说中讲：“让所有国家知道，在本政府任期内，我们的沟通路线将是敞开的。”

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尼克松的就职演说。这是极不寻常的。

珍宝岛事件后，美国又释放了一系列信号：放宽对华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美国参院民主党领袖转信要求访华；美国表示不同意苏联孤立中国的行动；宣布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等等……

直到1969年12月3日，在华沙，在一个公开外交场合，出现了美国大使追赶中国代办的戏剧性一幕。

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接到国内指示，要他向中国代办转达一个重要信息。那天，在一个外交官云集的展览会上，美国大使远远看到身穿中山装的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他径直向中国代办走去。

雷阳发现了美国大使向他走来。囿于当时的外交政策以及国内极左的政治气氛，在没有得到国内任何指示的情况下，雷阳不假思索地走为上计。

美国大使紧追不舍，雷阳避之唯恐不及。眼看中国代办走向室外，斯托塞尔居然直接喊了起来：“中国代办先生，我有话对您说，美国对同中国再次会谈十分感兴趣……”

当天晚上，周恩来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

1970年1月20日，中断两年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议恢复举行。

尼克松正在兴头上，突然迎头一瓢冷水

华沙大使级会谈步步推进。1970年2月举行的第136次会谈中，中国代办雷阳表示，中国方面愿意接受美国政府派部长级代表或派总统特使前来北京的建议。

尼克松受到鼓舞，感到就要突破了。

5月20日本来是双方确定举行第137次会谈的日子。不料，尼克松不仅没有得到会谈的消息，反而迎头挨了一瓢冷水。

5月18日，中国政府授权新华社发表声明：“中国政府认为按原定五月二十日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百三十七次会议已不适宜。今后何时举行，将通过双方联络人员另行商定。”

5月20日到了，尼克松已经不指望得到任何有关会谈的消息了，但他没有料到，他还是得到了一个让他深受打击的消息。

就在这一天，在中国首都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场上百万人参加的反美集会，毛泽东不仅出席了集会，而且发表了一个声明，标题十分抢眼：《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尼克松气疯了，向亲信大发脾气，抓起电话直接下达命令：要求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

其实，尼克松根本没有理由大光其火，他完全是求仁得仁。不是中国变化快，只是尼克松不明白。

事情走到这个地步，根本原因在美国身上。

这年的3月18日，美国导演了一出颠覆他国政权的拿手好戏，支持柬埔寨首相朗诺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领导的王国政府。紧接着，美军4月底入侵柬埔寨。

还没有和中国直接打过交道的尼克松以为，对美国的这种老把戏，中国会视若无睹，仍然会继续推进中美关系的进展。

他对中国领导人，对毛泽东实在太缺乏了解了。

他不了解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不了解毛泽东的革命情怀；不了解在毛泽东的世界观里，什么是战略目标，什么是策略运用；不了解在毛泽东的国际政治天平上，美国是个什么分量。

基辛格及时对尼克松做了一番分析。他说，新华社声明只是认为会谈的日期“不适宜”，并没有关死会谈的大门。毛泽东的声明强调“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加强对西哈努克的支持，但是，在中美关系上还是留有余地。

尼克松的情绪平定了下来，他意识到事情仍然存在转机。

经过这番反复，尼克松对中美关系、对中国领导人、对毛泽东，应该增加了一些认识：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不要想着把中国当成一张可以利用的牌，中国不是一张牌，而是世界的一极；

——在毛泽东的战略格局中，中美关系虽然重要，但并不处于最重要、最优先的位置；毛泽东更关心的是世界革命，是全世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大众的命运；

——中国政府是不会放弃原则的，即使在中美关系这样十分重要的双边关系中，中国政府也决不会为了策略而牺牲原则。

如果尼克松对这些认识的印象还不够深刻的话，那么，在此后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还会不断地加深印象。

在美国的霸权行径面前，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不惜中断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发表声明，蔑视强权，伸张正义，援助弱小，赢得了全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钦佩和赞誉。后来中国以压倒多数票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这种道义担当直接相关。

打仗是打仗，外交是外交

1970年下半年，美军撤出了柬埔寨。

这年10月1日，还是在发表“5·20声明”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接见了美国记者斯诺，向美国传递了一个信号。

紧接着，10月初，尼克松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10月下旬，他又分别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传递“口信”，希望美中进行高级接触。

周恩来通过巴、罗渠道回复：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周恩来特别说明，“口信”是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的。

12月18日，毛泽东再次会见斯诺，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毛泽东说：“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尼克松后来回忆：毛泽东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但是，毛泽东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另一个人谈话，尼克松就未必知道了。

毛泽东那天谈话的另一个人，是缅甸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当时，缅甸政府希望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而中缅复交可能会对依靠中国开展武装斗争的缅共带来刺激。

于是，毛泽东告诉德钦巴登顶：“即使我们同奈温政府恢复国家关系，也不会影响你们打仗。”毛泽东说：“外交是外交，打仗是打仗。”

尼克松不知道天安门城楼上的这段对话也没有关系，在后来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会了解这段话的精神所在。在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他会明白，外交是外交，原则是原则，中国领导人不会因为外交而放弃原则的。

两个文明的一次碰撞

1971年4月，中国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访华邀请。

尼克松回忆：“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

周恩来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更让许多在华外交官感到羡慕。

在这次会见中，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场面。

美国队有位叫科恩的球员，是位长发披肩的嬉皮士，会见时提了一个带有诘难味道的问题：“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在当时的中国，嬉皮士是被斥为“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没落的生活方式”。

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有些着急，打手势也没能制止住科恩。

周恩来微笑地看着科恩和他的披肩长发：“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喽。”

周恩来接着把目光转向大家：“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没有严厉的批判语言，没有空洞的大道理。科恩和在场的人们深感意外。

周恩来又将目光转向科恩：“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么？”

科恩钦佩而诚恳地点了头。

会见结束了，事情还没有结束。

周恩来的话出现在了美国的媒体上，科恩在美国加州的母亲看到报道后十分感动，专门托人从香港将一束深红色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感谢周恩来对她儿子的教诲。

从4月起，中美高层接触进程明显加快。

5月中旬，美方正式答复中方：尼克松总统“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六月十五日后来中国。”

5月29日，中方通过巴基斯坦向尼克松发出“口信”， 这是打印的两页纸，没有抬头，没有署名。内容是：欢迎基辛格访华，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准备。

6月2日，尼克松接到“口信”。尼克松兴奋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联合公报的“神气”

基辛格来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与中方谈判起草两国的联合公报。

基辛格交给中方一份经尼克松批准的美方公报初稿。思路是国际上的老一套惯例，语意模糊地强调了两国的共同点，用空乏概括性的外交辞令掩盖两国间的分歧。

毛泽东最关心的，除了中美两国如何宣布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共识外，还有一个更重要问题，就是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种公开宣示，绝不能搞出一个“屁公报”。所谓“屁公报”，就是在公报中给人印象，好像中国真的对美妥协了，放弃了此前的革命立场。

周恩来对基辛格说：“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你们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

美方自认为这个公报稿是十分高明的，不理解中方的意见。

毛泽东与周恩来鉴于中美双方分歧如此巨大，拟定了会谈公报的方针：在尼克松访华时，争取双方发一个公报，也要做谈不成不发公报的准备。

历史证明，因为有了这个方针，使我国在谈判一开始就从根本上立于主动地位，保持了尊严，坚持了立场。

中方推翻了美方的公报稿，外交部另搞了一个对案。毛泽东看后仍不满意，认为中国的革命立场没有反映出来，“一点神气也没有。”毛泽东说：“他们不是讲什么和平、安全、不谋求霸权吗？我们就讲革命，讲解放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讲大国不应该欺负小国。不突出这个，我看不那么妥当。”

毛泽东提醒我方人员：“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

毛泽东的意图很明显，“打仗是打仗，外交是外交”，与美国国家关系正常化，不能影响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基本立场。

周恩来又让熊向晖参照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的公报样式，草拟一个我方公报初稿，将中美双方的观点并列。

周恩来对基辛格说：我方已经列了我们的观点，下面留了一些空白由你们阐述你们的观点。然后双方再进行讨论。

基辛格十分惊讶：总理先生，这样的方案，我看，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

周恩来说：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

双方僵持不下。

休息时，在美方人员气氛沉重的讨论中，基辛格突然大悟：公开地摆明分歧，不就可以使双方的盟国与朋友们放心么！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还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公报是真诚的。

担任基辛格助手的温斯顿·洛德也顿时醒悟了：对了，正因为我们公开承认存在的分歧，我们那一致的部分才显得难能可贵与真实。

后来担任驻华大使的洛德在十五年后纪念上海公报发表十五周年的聚会上回忆说：

“那时，美方的草案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如果只说美方对此‘感到关切’，那是典型的外交辞令，没有道出实情。须知再过两天，我们就要回华盛顿了，在这短短的两天里，我们重起炉灶，构筑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基础。”

“我们当时看到，总理的观点是可能的。如果采用我们那种方法，只会使美中两国民众坠入五里雾中，使两国各自的盟国感到气馁。采用中国人的做法才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我们表述的观点是发自内心的。正因为我们坦率地承认存在的分歧，我们一致的观点才显得真实可信。”

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

在公报草案初步形成，美国已经派黑格率领先遣组来华为尼克松访华做技术性安排时，美方的一个态度又引起了中方的极大警惕。

黑格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他率领了一个18人组成的先遣小组来中国打前站。在周恩来接见时，黑格传达了一个尼克松与基辛格的看法，表示美国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认为苏联正在利用次大陆包围中国，美国决心帮助维持中国的生存。所以中美双方有共同点，可以合作对付苏联。

听到黑格说出的“viability”以及翻译翻出的“生存能力”，周恩来感到这不是个随便的说法。

当天会谈后，周恩来再次让几位英文翻译详细解释了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他自己也查了字典和外文资料。

毛泽东听说后很恼怒：“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他替我们担心啊，猫哭耗子！”毛泽东要周恩来给美国人一点儿颜色，主张把公报草案里的“人民要进步”，改成“人民要革命”。毛泽东说：“他们就怕革命，他们愈怕，我们愈要提。”如果因此谈吹了，也没什么了不起。“我看啊，过不了几年他们还是要来的。”

再次会谈时，周恩来说：“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也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黑格自觉理亏，“我实在没想到这个词包含有这个意思，很抱歉，总理先生，我可以收回我说的那句话。”

会谈后，黑格对翻译章含之说：“久闻周恩来总理大名，今晚听他一番谈话使我佩服之至。”

中美联合公报经两国领导人签署后，于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发表。

这是一份国际外交史上从未见过的公报，这是一份既公布了双方共识、又公开了双方分歧的公报。

公报开宗明义写道：

中国方面声明：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绝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

以下，还有数个“坚决支持”、“坚决反对”、“坚决主张”……立场鲜明，毫不隐讳，毫不含糊。

随后，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通知》，向全党通报：我在谈判中不仅没有做无原则的妥协，而且表明了我所关心的不仅是台湾一地，我将坚持不渝地支持印支三国四方的各项主张。

中美联合公报，一份在国际外交史上卓尔不群的公报，一份在处理大国关系中体现和而不同政治境界的公报，既奠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又宣示了中国对国际政治与人类命运的价值观，为此后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埋下了寓意丰富的伏线。

中美关系终于走向了正常化。但是，这个正常化的过程，不仅仅只有握手与缓和，同时也是一个坚持原则的过程，一个为了原则而进行较量与斗争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