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深度】德国过于依赖中国？德企CEO：这种说法错误，会让我们错失很多机遇

　　【环球时报驻德国特约记者青木 环球时报记者 张继丹】编者的话：“不在中国的风险大于在中国的风险”，西门子公司前总裁冯必乐曾经这样总结许多德国商业领袖的口头禅。过去几十年，无论是像大众、戴姆勒这样的巨头，还是如“螺丝大王”伍尔特一般的中小型“隐形冠军”，中国市场对于它们而言一直是希望的灯塔。路透社曾评论称，德国经济能够甩掉1990年代被戴上的“欧洲病夫”的帽子，能比其他国家更快地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复苏，这其中都有与中国贸易关系紧密的助力。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德国第二季度最大的出口目的地。然而，德国国内近年来不断掀起有关“是否过于依赖中国”的争论，且持“肯定”意见的声音逐渐占了上风。“这种争论在特朗普政府两年多前对华发动贸易战后愈演愈烈，最近达到高潮，”德国汉堡中国问题学者德莱赫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相关争论对德国乃至欧洲政治的影响不可小觑，但争论的结果最终需要经受市场经济的检验。”

　　寻找替代方案与“不依赖中国就没有未来”

　　“对中国危险的依赖”“新冠肺炎疫情让德国企业更加依赖中国”“中国陷阱——对德国公司产生的后果”……最近，类似标题的文章在德国主流媒体频频出现。“没有其他西方工业国家像德国这样依赖中国，关键行业尤其如此。”德国《商报》近日发文列举称，在对华出口中，汽车及其零部件占总额逾1/4，机械约占1/5，电气工程、光学产品等在对华贸易中也正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在华投资的德国企业有近6000家，构成DAX指数的30家公司在华共设立近700家子公司。

　　就从中国的进口而言，数据处理设备、电子和光学产品去年占据总额逾1/3，其中包括德国工业的重要基础产品电子元件。另外，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技术、人工智能开发和5G移动通信标准等方面已成世界领军者。“德国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中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主任费尔伯迈尔曾这样说。

　　《商报》感叹，就在20多年前，中国几乎没有对德国经济发挥显著作用，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2007年，德国对华出口总额为300亿欧元，去年这一数值增加了两倍多，达到960亿欧元，仅次于美国和法国。今年第二季度，中国从德国进口了总额近230亿欧元的货物，首次成为德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通过列举一个个说明中德贸易联系紧密的数字，德媒想要传递“依赖单一供应链和市场具有很大风险”这一信息。“其实从2016年中国首次成为德国的全球第一大贸易伙伴开始，相关话题就受到一部分人的关注，因为这意味着中德的经济依存度已达到相当深的程度。但那时候，这种争论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出发，在企业界几乎没有这样的声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3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这样表示。

　　不过最近，“过于依赖中国”的担忧蔓延至经济圈，在政界似乎也达到了顶点。在上月中旬参加的一场企业会议上，西门子公司总裁兼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主席凯飒要求，德国企业在亚洲寻找更多的可替代方案。他提到越南、印度和印尼，称尤其是印尼可以作为新的投资热点，德企应该像过去在中国时那样提高印尼的劳动力技能。

　　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同一场会议上呼吁德企不要“太依赖中国”。她表示，目前德国对东亚的出口占对整个亚洲出口额的75%，其中中国市场就占据一半。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29.100, 1.65, 6.01%)迈尔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使我们认识到，德国过于依赖单一的供应链，例如在中国疫情流行的高峰期间，我们在卫生防疫品方面出现了短缺”。

　　对于上述提议，德国经济界也有反对的声音。“我们认为，未来10年最大的增长将来自中国，”戴姆勒集团CEO康林松表示，“说我们过度依赖中国是错误的，这会让我们错失很多机遇。”

　　“不依赖中国，意味着德国汽车没有未来。”被称为德国“汽车教父”的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汽车研究中心主任费迪南德·杜登霍夫教授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依赖不依赖是市场决定的，而不是政治家可以“决策”的。在欧洲或美国这样的饱和市场中，1000名居民拥有500至700辆汽车。在中国，车辆密度大约为每1000名居民拥有100辆汽车。中国中产阶层日益富裕，因此该国市场潜力巨大。到2020年底，中国汽车年销量有望达到2000万辆，远超美国（约1600万辆）和欧洲（1200万辆）。

　　据德国《经济周刊》报道，2020年第二季度，大众汽车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占到其全球销售53%的份额，戴姆勒为45%，宝马是44%。中国是德国三大车企最大的市场。

　　也有研究表明，德国对中国的出口依赖是有限的。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去年底发布的数据，对华出口额占德国出口总额约7%，从中国进口的增值产品所占份额在2005年至2015年从0.6%上升至2%。中国与美国在德国供应链中的地位相当，远比不上14个欧盟国家。德国经济对华依赖程度也小于美国和日本。

　　牵扯出“后默克尔时代”的问题

　　德国中国问题学者德莱赫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美国对华贸易战导致德国企业出口受到影响是掀起“是否过于依赖中国”争论的主要导火索。崔洪建则认为，“过于依赖中国”的说法至少有两层含义。从经济角度出发，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客观因素，部分德国企业认为不应该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从政治角度解读，则是不能过于依赖政治制度与德国不同的中国。

　　2019年初，德国影响力巨大的德国工业联合会推出名为“伙伴和系统性竞争对手——我们如何与受国家操控的中国国民经济打交道”的文件，在欧洲首次提出把中国看作“系统性对手”，称“中国市场可能永远都不会真正开放”。文件要求欧盟成员国之间、欧盟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持相同立场的伙伴之间有更密切的协调，“没有一个欧盟成员国能独自应对中国带来的经济和政治挑战”。

　　德国《焦点》周刊近日刊文称，大约50年前，当选总理后的维利·勃兰特提出一个新的东方政策——通过和解来促进变化。然而经过与中国数十年的交往，“和睦相处没有带来变化”，中国没有变得“越来越西方”。

　　“目前在德国存在一种主流观点，即经济过于依赖中国，导致我们无法在政治上‘制约’中国。”德莱赫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政界，绿党、自民党等反对党人士，甚至部分执政党成员都认为，默克尔在处理与中国政治有关的议题上倾向于使用“安静的色调”。即便德国今年在香港、新疆等问题上对华表达了强硬立场，但这种观点始终存在。

　　崔洪建认为，相关讨论牵扯出关于“后默克尔时代”的问题。这名德国女总理将在明年卸任，提出“是否过于依赖中国”一方面是在挑战默克尔此前的对华政策，另一方面也是在给“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关系定调。

　　德莱赫尔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德国“不该过度依赖中国”的论调在柏林前段时间推出的新印太外交政策指导方针中也有所体现。9月初，德国政府公布了“印度-太平洋(3.780, -0.04, -1.05%)-准则”，这份政策文件提出的目标包括：在气候变化、自由贸易、数字化、法治与人权、文化等领域与区域伙伴国家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在安全政策方面与区域伙伴展开合作；以及力求经济伙伴关系多样化，以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德国之声”认为，这份政策文件表现出德国拓宽伙伴关系、更多参与打造未来国际秩序的决心，同时也意味着德国调整对华政策：一方面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另一方面通过打造多极化向中国施压。

　　德国《世界报》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国的对华政策都是谨慎克制的，因为商界警告说，本国的工作机会取决于与中国的良好关系。但现在，德国政府显然不想再被贸易“挟持”，一味向中国妥协。

　　“德国出现的‘是否过于依赖中国’争论带有政治偏见，”崔洪建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但如今默克尔等人也提出类似观点，说明这种论调正在该国内部上升。”

　　德国官员：“脱钩”不能成为我们的战略

　　“德国现在真正具有执行能力的人还没有把‘摆脱对华依赖’作为政治导向。”崔洪建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摆脱对华依赖”说起来容易，但操作起来难度很大，且不说德国政府尚未出台任何实质性相关举措，在摆脱过程中，德国经济也会付出相应代价，“所以在务实层面这种观点还不是主流”。崔洪建认为，德国真要落实“摆脱对华依赖”，存在政治与经济、说与做两个层面的落差。

　　德莱赫尔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德国“不要过于依赖中国”与特朗普政府的“与中国脱钩”倾向是有本质区别的，德国只是希望供应链多元化。特里尔大学中国政治和经济学教授塞巴斯蒂安·海尔曼也表示，德国只是“重新考虑”这一问题。“我们无法结束全球化。”他说，这将给德国带来“毁灭性的繁荣损失”。

　　一些国家确实正将制鞋、纺织和电子工业等领域的部分生产线从中国迁往越南、泰国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德国一些企业也正在这么做，但不是很多，因为德企的生产设备灵活性较差，规模大，很难转移。另外，德企也担心转移后的效果不理想。几年前，德国政界和经济圈曾掀起“印度热”，但是后来发现，印度的基础设施、专业人才等与中国有很大差距。

　　中国应该如何看待德国出现了这种争论？崔洪建表示，首先要认真解决中欧双边贸易中的实际问题。德国企业可能对政治不关注，但他们很关心中国国内行政机关的效率以及公平待遇等问题。他认为，如果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能顺利达成，一定程度上能稳定当前欧洲对华投资的信心，消除这种不友好声音的来源。

　　另外，这种声音跟目前紧张的中美经济关系以及全球化受挫有关联。崔洪建说，如果中美经贸出现摩擦，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是在全球布局的，中美既是市场，也是生产中心。如果中美贸易走向‘脱钩’，欧洲企业必须选择向哪边倾斜，不排除他们可能会更看重北美市场。”崔洪建表示，这不一定完全是政治问题，也有生产成本问题。

　　最后还是要看政治环境。“如果中德、中欧能继续坚持务实合作，搁置政治分歧，对企业本身来说会有更大的空间。反过来，如果政治分歧成为舆论主流，想在中国进行投资的企业也会在本国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崔洪建如是表示。

　　“中德必须将合作恢复到正确的航道上。”德莱赫尔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德国增大对外经济的多元化并没有错，但如果政界强迫德国企业与中国“脱钩”，这将带来巨大经济损失，“没有企业真的希望这么做”。

　　“‘脱钩’不能成为我们的战略。”德国外交部国务部长尼尔斯·安南一个多月前表示，他“反对妖魔化中国”，对于德国以及欧盟而言，重要的是“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他主张柏林处理与北京之间的一些分歧时应该采取独立于美国的立场，以维护正在扩张的德国工业利益。